易宪容：中国城市化的最大愿景

尧也称帝尧，他是人间的上帝，而上帝则为天上的帝尧。

但孔子和后来的儒家是反对郑声的，他们认为郑声邪，所以要放，放者放逐之意。善作为目的范畴，是人类特有的，只有按照人类的价值标准去衡量，才有善恶之分。

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14]。关于德性和仁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陆续讨论。这也是一种天赋能力，而与情感态度、情感评价有直接联系。[30] 荀子从天人相分的观点出发，指出人们对自然界各种怪异现象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各种怪异现象之出现，纯属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事没有关系。[40] 所谓横贯，是说七情与四端有一种横向的联系，但不是一一相配的关系，即使是相配，也是且粗恁地说，但也难分[41]。

中国的儒家哲学，则走上另一条途径。认真说来，儒家并没有进行过情感分析，但这并不排除在其论述中运用了某些分析方法，比如在具体场合下，对不同情感有不同定位和解释。在天人关系中讲目的性，就不能离开人的情感。

似他佛家者虽是无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他就这形而下者之中，理会得似那形而上者。但至少在朱熹看来，一般而言，人的情感应当具有道德内容或道德意义，这是由人的先天的道德本性决定的，是由自然界的目的性即天命之性所决定的。这从他对未发、已发的论述看得很清楚。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情感 性理 。

[47]《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4页。它既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己有。

性只是生之理[39]，其作用在心上，心之作用全在情上，情作为性之发用流行自然便有善端，这种不容已的向善的趋势就体现了理之自然、性之自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目的性。因为在朱子看来，性学才是理学的核心，学者须先立人之性学，所以学为人者，则尤亲切也[20]。其二是因为气之不美[41]，即所禀受的气质有些不好。他们追求自我实现（即实现其本体存在）的人生目的，其基本出发点是人的内在潜能，其基本立足点是人的情感，其基本途径是不断提升和陶冶人的情感，其最高诉求则是实现天地之生理即仁的境界以及乐天安命的乐的境界。

因为天命者，命于人而为言，命于人者只能存于心中，心才是人的主体性标志，是人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提出心与理一的命题。[16]《易传序》，《二程集》，第582页。但性毕竟是形而上者，所以只有发动之后，才能变成现实存在，当发动之后，则是情而不是性了。性理是全体，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从一个意义上说，这可能表明理学家的超越意义并不很强，它没有建立起纯理性的道德权威 ，或者说有拖泥带水（冯友兰先生语）之病，因而容易流于以情感代替理性之嫌，并进而承认现实中的权威。[40]《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其情感活动并不必须是合于理性的，也就是说，情感有其独立性和离异性，这时就需要自觉地运用理性的力量加以指导，这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同时也有认识的问题。

[42]《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但就方法而言，他是主张内外并用的，这里不能说没有任何认识论的意义。这种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包含尽心知性之学，只有知性，才能尽心，尽心则能实现人的自觉，过一种自觉的理性生活。如果落实地说，则心不过是知觉作用，知觉既包括知又包括情，若从存在的意义上说，则主要是指情，这就回到情感问题了。但儒家包括程颐所说的性理或性体，无非是生生之理，它只能体现在万物中，也只能存在于心中，并且时时在实现中，所以他才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存在却不是这样，存在只能在时空中存在，它可以是精神的，但不能离开形体而存在。

推上去时的推，只是逻辑思维上的用词，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它又向着一个目的即善而进化，其命于人者便是性。

虽然如此，情只能是性之情，而不是无性之情。就时空态而言，他们是主张动静统一的，特别是程颐，更强调这一点。

有时则是指心用而言，也就是从功能、作用上说的，所谓知觉运动、发用、流行等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一个是从理论层面上说，他提出先验道德理性的预设，是基于自然目的论的学说，以保证情感世界的价值意义，而不能使人的情感成为纯粹个人的感性活动，或纯粹生物性的情绪情感。

这正是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之处。情感与性理如何统一的问题才是理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自然目的论的问题，天道流行而生生不息，这是朱熹和儒家在宇宙论或本体论上的基本信念与承诺。朱熹说：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

这正是朱熹之所以为朱熹者。察之于身就是自我体察，包括对情感活动的自觉体认。

情感活动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经验活动，情感的存在是人的经验事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儒家则须是就这上寻讨个道理方是道。

实际上，程颐是从两个层面说明这个问题的。[48]《河南程氏遗书》卷七，《二程集》，第98页。

因今日有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朱熹之所以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就是要解决形而上者之性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建构一个理型或理念的问题。程颐和朱熹还将心比喻为谷种，种在地里就会生长发芽，而且会生出新的种子，性便在其中。

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最重要的当然是仁义礼智之性理，这是儒、佛的根本区别。……天下更无性外之物。

但这样的道德理性只是一个形式，没有任何内容。正因为人有智性，所以才能类推，这应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能力。

可以从体上说心，但心并不等于体。[15]《易传序》，《二程集》，第582页。